重要論述
1931年4月17日、18日
毛澤東出席在寧都縣青塘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。在討論第二次反“圍剿”的戰略方針時,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。毛澤東在發言中既不贊成紅軍主力轉移到根據地以外的作戰主張,也不贊成分兵退敵的主張,認為應當繼續堅持依托根據地的有利條件,就地誘敵深入,依靠根據地內的軍民來擊破敵軍的“圍剿”,并力主集中兵力。發言在分析了敵我形勢后指出:第二次“圍剿”的敵軍雖多,但均非蔣介石嫡系,各軍閥之間矛盾重重,指揮不統一,地形不熟悉,供給困難,官兵恐懼同紅軍作戰。紅軍則打了勝仗,士氣旺盛,官兵一致,準備充分,地形熟悉。根據地群眾仇恨敵人,擁護紅軍,能積極配合紅軍消滅敵軍。因此,紅軍打破敵軍這次“圍剿”的條件比第一次反“圍剿”好,勝利的把握更大。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多數與會者的贊同。在討論怎樣打的問題時,會議采納毛澤東關于“先打弱敵”的作戰方針。十九日,毛澤東、朱德簽發粉碎國民黨軍第二次“圍剿”的作戰命令。命令說:目前中國紅軍應以最高限度的堅決集中力量,配合群眾武裝打破敵軍圍攻,爭取第二次進攻的勝利,建立鞏固的蘇維埃政權,并向外發展。
1947年4月17日
毛澤東在修改新華社社論稿《戰局的轉折點——評蔣軍一三五旅被殲》時,加寫兩段話指出:可以預計,四月開始的兩三個月內,蔣軍將由攻勢轉變成為守勢,人民解放軍將由守勢轉變成為攻勢。歷史事變的發展表現得如此出人意外,蔣介石占領延安將標志著蔣介石的滅亡,人民解放軍的放棄延安將標志著中國人民的勝利。
1985年4月17日
鄧小平在會見比利時首相馬爾滕斯時指出:中國很窮,但我們可以不考慮任何內外因素而建立自己的獨立外交政策。所以在此基礎上,中國和歐洲可以相互配合,相互協調,相互幫助。我們把歐洲的發展當作和平力量的發展,制約戰爭力量的發展,也希望歐洲把中國的發展看作和平力量的發展,制約戰爭力量的發展。中國的發展主要靠自己,但也要靠朋友。為什么我們制定了對外開放政策,就是為了贏得朋友,加速我們的發展。這不單是中國自身的需要,我們不僅是從中國自身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,也是從國際戰略和維護世界和平的角度考慮問題。
2018年4月17日
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強調,要加強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,正確把握當前國家安全形勢,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,努力開創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,為實現“兩個一百年”奮斗目標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牢靠安全保障。
他指出,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,必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,既要善于運用發展成果夯實國家安全的實力基礎,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;堅持人民安全、政治安全、國家利益至上的有機統一,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宗旨,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,國家利益至上是國家安全的準則,實現人民安居樂業、黨的長期執政、國家長治久安;堅持立足于防,又有效處置風險;堅持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,塑造是更高層次更具前瞻性的維護,要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,同世界各國一道,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;堅持科學統籌,始終把國家安全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中來把握,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,形成維護國家安全合力。
他指出,國家安全工作要適應新時代新要求,一手抓當前、一手謀長遠,切實做好維護政治安全、健全國家安全制度體系、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政策、強化國家安全能力建設、防控重大風險、加強法治保障、增強國家安全意識等方面工作。
黨史回眸
1931年
4月17日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,副主席朱德、毛澤東發布關于《第二次戰爭中的地方武裝工作》的通令。通令指出:在第二次戰爭快要走到的當前,地方武裝等須主動的向敵人襲擊擾亂,靈活運用游擊戰術,應用“敵進我退、敵駐我擾、敵退我追、敵疲我戰”的秘訣,采取“化眾為零、化零為眾”的方法,以完成其應有的任務。通令強調游擊隊在執行作戰任務中除了執行一般的戰斗紀律外,應加強每個隊員的政治認識與信心,這是非常重要的。
1959年
4月17日-29日 全國政協三屆一次會議舉行。會議推舉毛澤東為全國政協名譽主席,選舉周恩來為主席。
1980年
4月17日 中國恢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法席位。
1987年
4月17日 中共中央、國務院批轉中央統戰部、國家民委《關于民族工作幾個重要問題的報告》,闡述新時期民族工作總的指導思想和根本任務。
2003年
4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,專門聽取有關部門關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匯報。當年春天,我國遭遇一場非典型肺炎疫情重大災害。面對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的嚴峻考驗,全黨全國人民在中共中央、國務院的領導下,堅持一手抓防治非典,一手抓經濟建設,奪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階段性重大勝利。
歷史瞬間
圖為毛澤東題詞:不怕困難,不怕挫折,堅持奮斗,努力學習,就能獲得進步與成功!
(來源:共產黨員網)